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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西展示鄉村治理“試驗田”的示范效應

——新時代廣西“三治結合”的鄉村治理體系研究報告
發表時間:2019-11-22 14:48:00 來源:國際日報 
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,健全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”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。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《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》,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的社會治理體系,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,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。
 

       國際日報·中國新聞廣西11月22日電 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,健全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”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。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《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》,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的社會治理體系,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,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。為落實這一精神,由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法委、廣西民族大學牽頭,由廣西民族大學校長謝尚果教授、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、廣西民族大學杰出人才引進宋才發教授帶隊的調研組,分別于2019年1月赴廣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、桂林市龍勝各族自治縣,7月赴河池市南丹縣、宜州區、羅城仫佬族自治縣以及玉林市玉州區、博白縣、興業縣等,就廣西自治、法治和德治“三治結合”的鄉村治理情況展開調研。調查工作深入扎實,調研報告細致翔實,引起中共廣西自治區黨委、政府的高度重視。11月15日中共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黃世勇同志,對調研報告做出重要批示,要求將該“研究報告”印送給自治區黨委、政府各相關部門決策參考。

一、廣西“三治結合”的鄉村治理凸顯“試驗田”的示范效應

       (一)各地探索村民自治的新模式,為推進治理重心下移提供“廣西經驗”

       1.提升基層自治組織管理水平。這主要體現在:(1)嚴格實行民主選舉,充分保障群眾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;(2)嚴格實行民主決策,推行社區黨組織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聯系會議、議事協商、村民議事會議制度;(3)推行任期目標責任制,引導城鄉居民依法參與社區事務、財務和公益事業等方面的管理;(4)嚴格實行民主監督,發揮村務監督委員會作用,重點履行對村務、財務管理等情況的民主監督職能。

       2.村民自治制度不斷完善。通過制定村規民約、企業行規、集體協商等方式,形成了一套有廣西特色的基層自治模式。堅持群眾的“權”由群眾使,群眾的“事”由群眾辦,群眾的“利”由群眾享。在農村事務管理中,基層黨委政府把握方向,引進項目資金,提供技術指導,不插手村級具體事務,把依法決策權、資金合法使用權、農村事務管理權下放給群眾。群眾的集體收入全部由村委依法安排,群眾的財政獎補資金全部按時足額發放,扶貧項目資金全部用到群眾身上,群眾可以組織實施的項目,全部放手讓群眾來干。

       3.村民自治效果顯著。廣西宜州合寨村是村民自治的發源地,自中共十八大以來,各地以“黨領民辦?群眾自治”的基層治理模式,開展屯級公共事務民主管理,在自然屯先后成立屯級黨群理事會,進一步探索和拓展村民自治的新內涵,在屯級事務管理、維護農村社會穩定、改善村屯人居環境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。

       (二)各地不斷夯實鄉村法治成果,平安鄉村建設成績斐然

       1.法治宣傳與法治文化建設相得益彰。通過有民族特色的法治宣傳活動,打造民族法治文化,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法治理念和正確維權思維。譬如,三江縣充分利用傳統民族節日,通過侗戲、講款、侗族大歌、蘆笙踩堂等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寓教于樂,讓群眾學法、知法、守法、用法行為更接地氣。并且形成了“多耶普法”、“侗戲普法”等一批獨具民族特色和影響力的法治宣傳活動品牌。

       2.鄉村法治服務水平不斷提升。1)一村一法律顧問全面實行。依法化解村民矛盾糾紛,提高鄉村法律服務水平,徹底打通基層法律服務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把“貼心服務”送到群眾身邊。(2)推行巡回公證辦公制度,保障貧困群體在脫貧過程中的產權公證等相關需要得到及時滿足,對于行動確實不便的貧困戶,為其積極提供上門辦證服務。(3)簡化優化法律援助申請程序,提高審查效率,縮短扶貧對象從申請到獲得法律援助期間等待時間,保障援助及時送達。

       3.鄉村掃黑除惡成效突出。1)圍繞依法嚴懲,加強摸底排查,突出對重點人員和領域的管理。加強對重點人群、校園周邊和重點項目進行細致排查,加大對矛盾糾紛、信訪問題、重要重點群體、重要重點人員進行全方位排查,建立臺賬管理,做到不漏一人一戶。(2)營造全民掃黑除惡濃厚氛圍。組建掃黑除惡宣傳隊,進屯入戶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宣傳工作。開展掃黑除惡暨禁毒宣傳、反邪教“進農村”“進家庭”“進企業”等活動,鼓勵群眾積極舉報黑惡勢力違法犯罪線索。

       (三)各地傳承優秀民族文化資源,德治助力鄉村振興平穩推進

       1.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制不斷完善。1)積極推動民族文化進校園、進社區、進機關。譬如,龍勝縣把“代表性非遺項目”請進校園,每周安排一個下午時間學習1—2種“非遺”項目,如侗族蘆笙舞、刺繡等,讓“非遺”傳承真正進入學生的心里,實現文化傳承和知識學習雙贏。(2)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煥發出新的活力。各地都在挖掘民族文化遺產潛力,通過與民族旅游相結合,開發利用民族傳統文化,發展特色民俗旅游活動。

       2.垂范鄉里的文化賢人成為鄉風文明的推動者。1)選樹鄉賢模范、廣泛宣傳,引導鄉賢成為核心價值觀的引領者,不斷擴大“當代鄉賢”的影響力,讓“當代鄉賢”成為農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和引路人。(2)鼓勵、支持鄉賢配合村“兩委”牽頭整治陳規陋俗。引導鄉賢針對封建迷信、賭博吸毒等不良風俗,組織成立紅白理事會、戒賭會、戒毒會,倡導移風易俗。(3)引導鄉賢參與制定村規民約和鄉村治理。鼓勵鄉賢參與修改、完善村規民約,用嘉言懿行規約鄉鄰,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現代文明傳承。

       3.“民族習慣法”輔助法律規范適用鄉村治理實踐。民族習慣法是構建鄉村多元化糾結解決機制的關鍵因素,許多習慣法都發揮著調解社會矛盾的作用。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,鄉村里的糾紛也在不斷增加,緩解這些矛盾糾紛不僅需要司法系統加強自身建設,不斷提高審判效率,也需要推進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建設。通過習慣法的運用,可以化解大部分鄉村社會矛盾,避免了不必要的司法資源浪費。

二、廣西“三治結合”鄉村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

       (一)鄉村自治力度和能力仍需不斷改革與加強

       1.探索回歸在自然村建立村民自治組織。農村鄉村社會治理的實際情況表明,在法定“行政村”與傳統“自然村”兩種基本單元之間,由于自治單元與產權單元發生錯位,農民群眾與行政村的其他自然村、其他村落農民的利益相關性不斷減弱。“行政村”與傳統“自然村”之間相互脫節,村委會原本應當發揮“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”的功能,結果異化成為一個半行政化、機關化的機構,制約了基層社會治理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。基層政府迫切需要厘清村委會與政府之間的法定關系,減輕村委會不應有的行政負擔,激發和增強鄉村有效治理、鄉村振興的領導能力和內生動力。

       2.基層社會組織治理作用發揮缺位。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中,有些基層政府從“全能主義”的認知理念出發,不僅把“村民委員會”視為政府機構和職能的延伸,而且把基層社會組織當作政府的“附屬物”,損害了社會組織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中獨特作用的發揮。隨著“以人為本”城鎮化在民族地區的快速推進,農村青年有的到城鎮安家落戶,多數結伴到城市“打工”做勞務,農村的“空心村”現象越來越普遍。農村的村干部有的缺乏“政治熱情”,有的嫌國家給予的經濟“待遇太低”,“不想干”“不愿干”的人越來越多。

       3.需要探索治理重心下移的新路徑。以自然村為自然單元的“村民委員會”,既是農民群眾自主解決單家獨戶無法解決的基本公共問題的“最小單元”,也是直接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并達成共識的“最大單元”,還是共同處理自然村范圍內公共事務的組織形式。2019年中央1號文件要求“開展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和鄉村治理示范村鎮創建。”在中央一系列文件的指導下,盡管探索在村民小組或自然村建立村民自治組織的步伐不斷加快,但是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。

       4.鄉村組織及公共權力被異化和弱化。隨著農村城鎮化和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,青年農民進城定居或進城務工的人數急劇上升,在農村留守的老少婦弱群體,既缺乏內生秩序的能力和動力,也缺乏民主參與意識,習慣于“聽天由命”的服從,致使村委會的權力無限膨脹擴大。有些由村民選舉出來的村干部,居然不代表村民的意志,村級組織公共權力異化為某些村干部個人的私權,“村民自治”異化為“村官自治”,甚至成為村少數干部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。極少數村干部給鄉村治理法治化設置障礙。

       (二)鄉村法治環境和法治體系亟待完善

       1.鄉村掃黑除惡依然嚴峻。一些黑惡勢力利用家族、宗族勢力把持基層政權、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、壟斷農村資源、侵吞集體資產、操縱和經營“黃賭毒”。這些黑惡勢力嚴重侵蝕了基層政權,影響了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形象,阻礙了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。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,全面清除“村霸”勢力,是振興鄉村戰略必須要面對艱巨任務。

       2.鄉村治理法治人才匱乏。1)律師資源匱乏。基層法律工作者少,一村一顧問施行效果參差不齊。在法治宣傳、法律援助和法律顧問工作中人手和經費嚴重不足。(2)司法行政機關人員編制不到位,社區矯正工作推進難。(3)公證員隊伍缺編嚴重。具備同等條件的人才通常優先考慮工資、基本生活條件更為良好的市區,真正愿意留在基層工作的人員少之又少。(4)法治服務隊伍斷層現象嚴重。

       3.鄉村法律服務站點建設滯后。1)覆蓋鄉鎮的公共法律服務綜合平臺尚未建立。民族地區的公共法律服務資源通常較為分散,加之缺乏有效的整合調度,難以形成合力進行公共法律服務。但仍存在調解量大、供給不足、超負荷運轉的困境。(2)缺乏貼近基層的公共法律服務便民站。鄉鎮司法所基本上都是“人少事多”,多數司法所辦公場地較小,甚至與村委會的辦公場所相重合,面對基層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難以應對。(3)缺乏統一的公共法律服務網上平臺。大多數鄉村未建立統一的法律服務網上平臺,沒有充分利用“互聯網+法律服務”的新模式。

       4.基層矛盾解決機制亟待完善。1)基層突發事件應急處理能力有待加強。對容易釀成大事端的傾向性、苗頭性問題,缺乏防范于未然的見微知著之能力,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不強。(2)鄉村社會組織間職能沖突。廣西屬于少數民族自治區,各地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,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,如侗族的“寨佬”、“老人協會”。這種組織之間缺乏對管轄事務權限的劃分,時常出現管轄沖突,矛盾糾紛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。(3)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沒形成。廣西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,必須尋找國家法與習慣法之前的協同路徑,建立良好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。

       (三)鄉村文化自覺和德治引領功能有待提升

       1.民族文化遺產活態傳承動力不足。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需要“活態”傳承,并不是要一味地因循守舊、一成不變地保持古老原型,它需要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變化,不斷增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的適應性,始終保持與時代發展同頻共振。一些精湛的民族傳統技藝,呈現出生產方式落后、適用面狹窄的弊端,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加劇傳承中堅力量喪失,網絡等新生活媒體逐漸占據群眾業余生活領域,民族文化生存空間的壓力越來越大。

       2.鄉村德治功能突顯不夠。鄉村治理是一個充滿德性與文明的過程,鄉村治理中法治和德治的關系,猶如“車之兩輪、鳥之兩翼”缺一不可。地方政府必須在系統梳理、修改完善有關鄉村治理法律規范和行為準則的同時,悉心指導鄉村組織和民眾修訂村規民約,妥善處理“農村軟法”與“國家硬律”之間的關系。在培育良好村風民風、改革鄉村治理機制的過程中,德治能夠發揮基礎性的作用,特別是在保障村民利益、體現村民意志、激發鄉村活力諸多方面發揮作用。

       3.民族習慣法與時俱進欠缺。鄉村居民法律意識還不夠,解決問題的法律思維還沒有形成,處理問題的方式大多還停留在依靠宗族、村規民約上,主動尋求法律防范、法律維權的不多。譬如,侗族的“侗款”源于聯姻制度,從侗族村民之間的聯姻擴大到部落之間,形成于唐代,宋朝時發展鼎盛,明清時期逐漸走向衰落。當下舊“侗款”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發展,很多內容已經不再適用于現代社會,很多村規民約都是由以往的“侗款”演變而來,與國家制定法時有沖突。

       4.鄉賢文化功能亟待發揮。思想認識不足制約了鄉賢文化建設的健康發展,個別地方群體對鄉賢文化建設的認識偏差仍然存在,少數黨員干部對鄉賢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夠,錯誤地認為鄉賢文化建設是“虛的”,部分群眾不能正確對待鄉賢及鄉賢文化存在的價值。政策機制不完善成為制約鄉賢文化建設的瓶頸,不少地方沒有建立起激勵鄉賢回鄉建設、鄉賢文化發展相應的政策和機制,不能很好地調動鄉賢積極性,鄉賢文化作用發揮不出來。傳統的說教式、講解式仍然占主導地位,難于有效地吸引人、教育人和引領人。

       (四)“自治、德治、法治”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尚不成熟

       進入新時代以來,廣西各地社會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,但與少數民族群體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較,還有較大差距。如何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,切實發揮其戰斗堡壘作用;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,激發自治活力;如何推進農村移風易俗進程,依法打擊各類犯罪,保障民眾合法權利,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鄉規民俗;如何建立健全黨組織領導下的“三治合一”鄉村治理體系,解決鄉村治理中社會秩序管理、土地利益分配、財政資源使用、鄉村空心化和蕭條化等難題,打造充滿活力、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體系,迫切需要完善的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”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做支撐。

三、完善廣西“三治結合”鄉村治理體系的對策

(一)不斷提升鄉村自治動力,創新鄉村自治機制

       1.堅持和完善鄉村村民自治制度。“村民自治制度”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在農村落地生根的結果,也是法律賦予鄉村治理的主要制度安排。在鄉村治理實踐進程中,要致力于形成既符合國情實際和廣西實際,又能夠體現時代特征、充滿活力和規范有序的鄉村自治機制,努力實現“村事村議、村事村管、村事村辦”,發揮農村基層組織和各類社會團體的治理作用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,需要國家從頂層設計出發,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、創新鄉村治理體系,堅定不移地走鄉村善治之路,改變“政府包攬一切”的陳舊模式,為村民自治權利的實現提供均等機會和制度保障。只有結合當地實際制定鄉村振興的政策措施,真正做到鄉村振興為了農民、鄉村振興成果由農民共享,才能夠匯聚鄉村的強大合力實現“治理有效”的目標。

       2.牢固確立鄉村社會治理的新方向。新時代的村民自治需要謀劃新的發展空間,給“村民自治”予以重新定位。應當及時考慮把村民自治體系由原來的“村民自治”,有計劃、有目標的逐漸轉向農村“社區自治”,將正在進行的農村基層社會治理轉變為“農村社區治理”,良好的基層社區治理是良好的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。有效的農村基層社區治理活動,是由政府、非政府組織、社區組織、企業和社區居民等主體共同完成的。意味著必須通過政府和農村體制機制的重大改革創新,尤其是通過推進“振興鄉村戰略規劃”的實施,形成農村基層社區治理新的政策導向、謀劃新的發展空間,既讓更多的農民群眾獲得行使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,也讓包括“戶籍農民”和“流動人口”在內的所有“農村社區”居民,獲得更多由改革開放帶來的積極成果,以及由基層社會治理帶來的發展紅利。

       3.凸顯社會組織在基層自治中的作用。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上,應當打破原來那套“自上而下”的線型治理模式,依法界定政府、市場、社會組織的職能作用,把非基本公共服務項目更多的讓渡給市場,引導和鼓勵企業、社會組織廣泛參與到“網狀治理”模式當中來,充分釋放基層社會治理“微主體”的“大能量”作用。要依法對服務農村基層的各類公益事業、慈善事業、服務行業等社會組織予以激勵和賦權,讓他們放開手腳大膽放心地開展社區服務工作。針對民族地區農村精英流失嚴重的實際情況,可在措施上加大資金和技術投入力度,由政府擔負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保障責任;從政策上進一步加強對貧困群體的幫扶力度,增強民族地區農民群眾的內生動力,把改善民生同完善鄉村人才激勵機制結合起來,從根本上提高民族地區農村的自我發展能力。

       4.實現“多元共治”的鄉村自治模式。相對于傳統治理與高度集權的“統治型”治理趨同,新時代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實踐,應當更多的強調多元主體“共同參與”,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的獨特作用,致力于構建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”的“多元治理”模式。在民族地區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,由于存在社會治理組織與基層政府之間的“干預”和“控制”,實質上阻礙了社會治理組織功能的釋放,致使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不高,發揮的積極作用極其有限。反應在農村社會基礎設施建設、社會養老、公共衛生方面,當下主要靠政府部門孤軍作戰、單一發揮作用,很難滿足農民群眾日益増長的社會公共需求。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的根本路徑,在于“權力”與“權利”相互之間的均衡協作和有序互動,基層政府自覺做到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,建設廉潔政府、透明政府和服務型政府,這是實現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的關鍵。

(二)不斷加強鄉村法治建設,培育鄉村法治文化

       1.加強鄉村治理的地方立法。鄉村治理應當以常識常態為基準,遵循制度約束和法律約束,促進鄉村治理逐漸形成成熟定型的格局。要實現新時代鄉村治理法治化,就要在“不違背法制統一”的前提下,發揮法治與德治的規范作用,著力調動地方立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,促使地方立法成為國家立法的必要補充,體現和突出村民自治的地方特色。尤其要加快自治條例和相關單行條例制定的進程,強化民族地區對民族區域自治法基本內容的理解和認同感,增強民族地區農民群眾的民主法治意識。有立法權的地方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,在“立、改、廢”三個方面協同推進,及時出臺農村社區治理的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,盡快形成以“自治為基、法治為本、德治先行”的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。

       2.建設適合農村基層法治的服務體系。1)加強基本公共服務法律規范的頂層設計。出臺保障和規制基層政府公共服體系的法律規范,依法促進和督促基層政府的一切工作,始終堅持以農民群眾的利益為中心;建立基層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責任清單制度,為農民群眾提供普惠性、保基本、均等化和可持續的基本服務。(2)加強基本公共服務政策法規建設。地方立法機關要在督促公共文化保障法、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發展規劃(2017—2020年)以及公共服務質量監測技術指南等法律法規貫徹落實的基礎上,加快制定基層政府如何落實保障民生、服務民眾的制度規范,注重從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層面保障相關法律規范的有效實施。(3)創新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模式。從觀念上消除“恩賜”的思想意識,加快政府“放管服”體制機制改革,推行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,推廣“互聯網+政府服務”供給模式,對服務質量的評價引入“第三方評估”體系。要在著力實施“村民委員會+組織法”的同時,加快農村社區治理法治化建設步伐,研究制定適合農村社區治理實際的相關行政法規。

       3.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法治常態化。1)建立法律責任清單,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和法定程序辦事。民族地區要結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實際,強化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建設,建立政府法律責任清單,加強對法律法規的適用和執行力度,嚴格要求執法單位和執法人員按照法律規定和法定程序辦事。(2)加強法律監督,依法行使自治權。“民族問題無小事”,老百姓的事兒就是人民政府和國家權力機關天大的事。農村社會治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,歸根到底都同民生問題息息相關,緩解農村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糾紛,關鍵在于政府把治理框架搭建好、條件配置好、環境建設好,實現農村社會治理常態化,引導和鼓勵利益群體、社會組織參與到治理的實踐中來,共同參與社會治理、共同分享治理成果。只有從根本上解決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問題,才能夠營造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秩序的良好氛圍。  

(三)充分發揮鄉村德治功能,營造良好鄉村德治環境

       1.發揮德治在鄉村事務治理中的價值引領、教化世人、約束與調解作用。1)地方在系統梳理、修改完善有關鄉村治理的法律規范和行為準則的同時,悉心指導鄉村組織和民眾修訂村規民約,妥善處理“農村軟法”與“國家硬律”之間的關系。在培育良好村風民風、加強和改良鄉村治理機制的過程中,德治能夠發揮基礎性的作用。(2)道德與法律互為表里、相互滲透,在鄉村治理過程中,堅持既講法治又講德治,推動鄉村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。應當挖掘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“禮治”思想、村規民樂、家教家風、民族習慣法等。(3)民族地區歷史、政治、文化的特殊性,決定了民族地區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民族基礎。社會治理的法治理念、思維方式,必須適應和適合當地民族文化環境;社會治理的具體途徑和方法,必須符合當地群眾生產生活方式和習俗;參與治理的政府官員和工作人員,應當尊重少數民族群眾、尊重民族習慣法等。

       2.積極構建鄉村社會誠信體系。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歷史節點上,廣西作為民族自治地區,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同時,應當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在構建社會誠信體系中的主導作用。要抓緊構建覆蓋全社會的社會誠信系統,完善守法誠信的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,要通過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,對失信行為進行經濟制裁、行政處罰和司法懲處,讓失信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,讓道德敗壞者受到應有的法律懲處,始終做到在誠信創建過程中賞罰分明,使所有社會成員不敢失信、不能失信。文化自信是社會誠信體系構建的堅實基礎,優秀的傳統文化能夠為社會誠信提供智慧和道義支撐,它具有“內化于心、外化于行”的功能作用。民族地區政府機構、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,都應當自覺地堅持以文化自信促進社會誠信,以社會誠信促進社會互信和創新社會治理,實現從整體上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實力。

       3.把鄉村德治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基層社會所提倡的道德理念、社會價值追求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起來,建立以規立德、以文養德、以評弘德的德治建設體系,把德治抽象寬泛的概念、崇高理想追求,具體地落實到人們細微末節的行動當中去。當下迫切需要從保護、傳承和整合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角度,進一步推動公民道德工程建設,推動農村社區德治的良性發展,達到和實現提升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目的。要從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當中,尋找和挖掘優秀要素與資源,實現鄉村道德教化、構建鄉村本體性價值觀念;引導和發揮鄉賢、寨老等民間力量,在實現鄉村道德教化、強化道德約束方面的積極促進作用;重視少數民族習慣法、鄉規民約、傳統節慶活動,發揮其在改善鄉村人際關系、增進鄉村內聚力、規范基層社會秩序諸多方面的積極作用,達到減輕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成本、有效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的目的。

(四)構建新時代廣西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”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

       1.依法推動治理重心向農村基層下移。重心下移具體體現在村民自治的實踐,正在有計劃、有目標的由“行政村”向“自然村”下沉,村民是村民自治的關鍵主體;國家與農村社會關系的重點,開始由“鄉鎮與村莊關系”向“行政村與自然村關系”轉變。與此相適應的是農村基層政權,也開始由過去的“汲取型政權”向“服務型政權”轉變,預示著基層政府為村民自治的新發展釋放空間;國家政權開始有計劃的下沉基本功能設置,在本質上反映了基層政權組織與基層自治組織之間的制度博弈,這是鄉村治理實踐的一個偉大的和根本性的變革。在治理重心向下轉移的過程中,必須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作用,創新基層社會治理體制機制,把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同基層黨組織建設緊密結合起來,發揮好黨組織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領導作用,這是確保實現社會治理重心下移并取得預期成效的基本前提。

       2.創建鄉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模式。廣西處于祖國西南邊陲地區,地理條件、氣候環境處于劣勢,交通閉塞、生態環境脆弱,嚴重地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,也給鄉村社會治理帶來困擾。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創新過程中,一定要強化基層政府對農村綜合治理的主導作用,深化村組治理體制機制改革,完善以村民代表會議為核心的村民自治運行機制,將村務決策權放寬到村民代表會議上,繼續擴大基層民主建設中的群眾自主權利,促使村民代表會議成為基層村民自治的決策平臺。譬如,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鄉村治理能力建設,通過推進鄉村治理智能化,發揮大數據治理、“互聯網+鄉村治理”等新模式,就可以釋放現代科學技術在鄉村治理中的功能作用,優化治理技術工具,把制度優勢與技術優勢結合起來,促進現代技術在鄉村治理的各個領域深度應用,不斷提升鄉村治理的現代化水平。

       3.推進鄉村事務治理“三治”有機整合。廣西有著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,應當積極借鑒“楓橋經驗”在鄉村治理中的運作機制及實踐,結合廣西實際構建具有地方特色的“三治”整合體系。以鄉村自治為基礎,激發農民群眾參與鄉村治理的內生動力。構建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,必須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作為根本性舉措。以鄉村法治作為核心,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,構建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,也必須以鄉村法治作保障。在民族地區鄉村除了國家和地方頒布的正式法律、法規,還存在大量的村規民約、民族風俗、民族習慣法等非正式社會規范,這些非正式社會規范在鄉村治理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,必須予以重視。以鄉村德治為支撐,為構建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提供情感支撐。在鄉村治理中融入德治,能夠為鄉村自治和法治贏得情感支持、提供重要支撐,使鄉村治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(成果執筆人:謝尚果、宋才發、馬訓祥、彭振;調研組成員:謝尚果、宋才發、馬訓祥、彭振、覃晚萍、蔣鳴湄、王穎慧、黃捷、秦莉佳、許威、蘭曉峰、夏桂霞、孫魯毅、李曉昀)



責任編輯 田 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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